连岳的第八大洲

南方都市报专栏。另，恭贺曼联逆转大胜埃弗顿。

种族主义新突破
连岳
    感谢互联网接口，没有吃过猪肉的中国人有许多看猪跑的机会，这使我们知道了两点，一是我们的表达能力很差，人类文明的许多成果我们说不出口；二是我们表达的恶意很大，人类文明摒弃的愚昧观点我们说得有来有去。
    第一点无法展开说了，因为“说不出口”嘛，第二点很简单，比如一个人说了种族主义言论，他的社会形象、政治前程可能就会瞬间完蛋，哈佛的前校长因为说了含有歧视女性的话，便不得不在批评声浪中下台。
    何谓种族主义？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是“种族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 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根据这个定义，很多自豪的话语其实都是种族主义言论，比如“××人民最聪明、最勇敢”、“只有××文化可以拯救世界”——不过这 些话一般都是用来壮胆，走夜路吹口哨，属于自娱自乐，不会有人当真较劲。
    为了避免自己不自觉当中褪化成一个种族主义者，在使用复合名词时，应尽量考虑清楚。“郭敬明是生于80年代的、因抄袭而闻名的作家”，这话就没问题，但是 你一托大，叹口气说“这些80年代的人，真无耻，一点创造力没有，只爱抄袭”，这就是种族主义言论了——你若是作协主席，就只好辞职下台了，当然这仅仅是 假设，不能指望这么有廉耻心的作协主席。
    更让人气短的是，许多明显的种族主义言论却是由官员们当成重大发现来发布的，根据中新社4月25日的报道，“（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说，中医理论认 为人体生长发育规律应与大自然气候节律同步，秋天正好‘瓜熟蒂落’，自然分娩。而大量统计资料也表明，金秋或初冬出生的孩子，无论在智力还是体力方面，都 比其他季节出生者更胜一筹，以10、11、12月内出生者更为显著。对此，现代医学尚未揭示其机理。”这个判断就是歧视其他九个月出生的人。
    我出生于六月，矫情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要求张枫主任向我道歉——不过这样做就是自证其笨，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粗鄙的时空，所以我只好用出生于7月 13日的飞人刘翔（他体力够好了吧？），再加上生日是3月14日的爱因斯坦（没人比他更聪明吧？）来安慰自己，他们的父母没有按照中医理论受孕，他们遗憾 地在春、夏来到人间，但是不妨碍他们强健与智慧。但是学校里那些并非“瓜熟蒂落”的孩子，听到官员这么说，报纸上这也么登，可能从此就觉得天生不如人，悲 观失望、自暴自弃的例子就难免会发生了——也许这是张枫主任乐见的？刚好倒果为因，用来佐证自己的结论。
    我多处查证张枫主任的出生年月未果，即使如此，我也知道，此人这么聪明，必定是把好时光占全了，从10月一直生到12月的。

潇湘晨报专栏。另，恭贺曼联胜利。

人性傻子
连岳
    100多年前，在一个罪犯身上找纯洁的成分，把个人放进社会背景里看他的恶因如何诱发，还是相当新颖的、深刻的观察方法，这成就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声。没有天生的罪犯，没有不会忏悔的人，知道这点，可以让我们对人性不至失去希望。
    这套现在变成了媒体定式，每当有罪犯出现之时，他越是冷血，浅薄的深刻就在越短的时间内写完反思的文章，无外乎他有怒气，有怨气，有受委屈的地方，而他人及社会也欠他的，忽视他，打压他，嘲笑他。
    马加爵临终前的家书，曾是传诵一时的名篇，是的，里面确实有温柔、软弱、对家人的爱与愧疚。同学也确实不应该挖苦他、小瞧他，但这一切都不是把人杀了挂在 橱柜里的理由。这几个挂着的人，把他们写过的家书翻出来，我想，一样能发现温柔、软弱和对家人的爱。但是他们只成为凶杀案的花絮与点缀，现在没人能记得他 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曾经在打牌中冤枉了小马哥，自寻死路。
    我们像个狂热的“人性”传教士，以致于我们忘了去同情那些被害者。任何过于热情的传教总是不会有信徒的，不论是福音、人性还是其他什么美好词汇，甚至过份强调享受主义都会让人反感。
    好消息是，别人的媒体在这点上做是不见得比我们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发生后，凶手赵承熙内向、自闭等等性格特征，媒体毫不意外地对它们来了个大起 底。19号，有媒体拿这些去问心理学家罗伯特·杰夫特（Robert Geffner），他是暴力与虐待问题的专家，他明确表示，对赵承熙，并不可能得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而且他对媒体不自觉地强调赵承熙的孤独表示担忧； 所有的新闻里，形单影只的赵承熙都显得楚楚可怜，人们于是理解这桩凶杀案了：“怪不得，原来他那么孤单！”
    这种结论反而使我们忽视了两个事实，一是世界上有许多孤独者，32个被害者当中，说不定就有挺孤独的，孤独不是杀人理由，孤独感是每个人都要体验的，它不是负面情绪，是正常的人性；还有，以任何理由杀人都是不可原谅的。
    罗伯特说，就算是一般人认为负面的自闭与绝望，也没有科学依据显示它们会让人成为冷血杀手。
    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想像的那么快乐，自闭的人不少，绝望的人更多，我们用自闭与绝望将赵承熙的杀人合理化，甚至充满文学色彩地“体验到了他深深的绝望与痛苦”，看来挺“人性”的同时，把那些自闭与绝望的人全划归为潜在的杀人狂了，这种分类法显然相当的不人性。
    任何人身上都有人性，这点常识就像我们承认重力一样，不要把这点当深刻，一个腐败的官员是慈父，一个杀人凶手有温情，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发现它们还像发现 新大陆一样，未免太没有人性了。克尔郭凯尔写过一个傻子寓言，说是一个傻子为了怕人说他是傻子，心生一计：“我若只说真理，别人一定会夸我聪明”，于是他 嘴里不停地念叨“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傻子。

南方都市报专栏

成为廉价品的死亡
连岳
    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死亡33人的枪击案件，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冷血的屠杀。这事当然攻占了我们所有纸媒与电子媒体的头条，而同一天，河 南平顶山煤矿爆炸让33人生死未卜，在媒体上的位置就次要得多了。似乎是为了给媒体出难题，4月18日在辽宁铁岭清河特钢厂，从而天降的钢水烫死了32名 工人，更是让人听了头皮发麻；但是它在媒体上停留的时间肯定不如美国的枪击案长。
    似乎因此可以骂一骂我们的媒体了，美国人的命就是镶金包银，自己人的命就不值钱？我当然不想为中国的媒体辩护，它们有的天阉，有的自阉，毫无雄风，也不是 什么新鲜事了，也已经没有什么信誉可以失去。但是客观地说，这次责怪它们倒是真的骂错了。来个残酷一点的假设，美国的大学校园，从今天开始，每周发生一起 枪击案，每次都死它几十人，规模与频率只要与我们的矿难相仿，我想，半年一年以后，我们的媒体也会将它们处理成小新闻的。
    在这几年内，矿难新闻原本封锁得紧，媒体搞点消息很难，登出来后往往都会成为议论的焦点，颠峰期的《南方周末》，许多头版新闻就是此类事件。后来矿难新闻 不能隐瞒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烧的是血煤，动辄有上百人死去，官员们不停地在现场宣誓、流泪，以为有用，其实没有用；媒体的头版也经常出现矿工们无助的眼 神盯着读者；到了现在，人照样死，新闻价值却越来越小。可能各地的官员们会惊喜地发现，放开报道矿难以后，更不会成为媒体的焦点了，让悲惨的事情泛滥，人 们的心就会逐渐凉掉，他们将对媒体说：拜托，说点开心的事情来听听吧。
    我隐约记得，每当有人提及保障打工者权益，不要轻易剥夺公民财产权（比如不得野蛮拆迁、征地），甚至要有实质意义的工会——总之，建议要把人当人看的时 候，就有经济学家，或者官员，出来明示与暗示：表示这样会降低我们的竞争力。好像只要资本肯来，我们就得提供环境给它污染（像厦门的PX项目），提供工人 给它盘剥。整个系统运转的核心就是压低人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之下死去，怎么有可能像美国的受害者一样值钱呢？别说媒体乏力，就算媒体有力量把人变值钱了， 可能反而会显得不懂事。
    对于简单思维来说，主张人的权利，维护自己价值，那就是无理取闹，这样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对农民说：你不是吃饱了吗？怎么可以抱怨征地赔偿不公？对打工者 说：你不满意可以不干嘛，怎么可以演跳楼秀呢？他们对保护环境的人说：那有发展经济不破坏环境的？他们对那些想发言的人说：人多嘴杂，什么事都定不下来， 你们还是安静一点吧。只要个人的价值稍稍增加一点，仿佛就是损害他们的价值，让是给他们找麻烦。
    所以，我们就只好廉价地死掉，死亡这种东西，都变得像我们制造的廉价品一样，大量供给，值不了几个钱的。

潇湘晨报专栏

爱、知识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
连岳
    爱因斯坦与罗素，他们在三十来岁时，人生最重要的发现都已完成，前者提出了相对论，后者与怀特海合作写完了《数学原理》。在漫长的余生当中，他们用来谈恋 爱、教书和写评论。罗素做得更为干脆，这个英国首相的外孙，放弃了家族的荣耀与遗产，收入的大部分来自稿费，这位数学家与哲学家对普通大众表现出了惊人的 耐心，他活到了98岁，反复向他的读者解释：爱、知识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三元素。
    世界的面目，至今仍然更多地体现为罗素的对立面：恨、愚蠢及对人类的仇恨。也许这才是人类真正的苦难吧？也许罗素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不会不耐烦，一遍遍变 换着花样说他的三主题。比常人都更能享受智力之美的这两位，在生前就看到了自己的身后之名，为什么还要执着于当下的琐事，甚至在上面耗费了更为辛苦的劳 动？爱因斯坦某种程度上做出了解释，这位发型奇怪的人是既不是明确的无神论者，又有别于热爱扎堆的有神论者。他反对放弃人类的理性，将决定权与命运交给 神；他认为，人类竟然幸而拥有能思考的大脑，那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将理性发挥到最大才符合神的意志，“让上帝决定吧！”、“把一切交给神来裁判”这类显 得虔诚的套话反而有背神的美意——可以想见有神论者会多会讨厌他——这也就是说，回避你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智者的举动。
    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应该像爱因斯坦和罗素那样，纵使有超常的智力，他们也只生活在当下的时空里。按这个标准，要在中国当下找一个样本，那么，王小波勉强 算及格（当然，他与前两位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他可以用《红拂夜奔》满足自己，又可以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来征服广大青年。他写杂文现在被许多人解读 成为了混口饭吃，不得已而为之。按我的理解，稿费当然是要的，可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忍受周边的愚蠢、虚伪与“一切都流于庸俗”——他的杂文非常成功地阻止 了一部分人走向庸俗。
    在中国的文科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是小说家），有一种爱因斯坦厌恶的“放弃理性”的异禀，他们可以在虚构中悲天悯人，而在现实中心如蛇蝎；他们可以在诗歌当 中为一朵花的凋谢落泪，而孙志刚被打死，他却可以等闲视之。这种性格分裂不会让他们想不开，反而有种左右逢源的成就感，虚构的真善美会感动后世，赢得不朽 的名声，而真实的狡猾凶狠，可以让他们保持利润率。“后世”与“永恒”，成为中国作家们最后的鸦片烟。
    每当碰上要为“后世”写作的人，如果是朋友，我会这样劝他：你若是有神论者，死了进天堂，按照你们的理论，那里什么都是完美的，当然也包括了最完美的文 字；你若是个无神论者，死了烧成灰污染一下环境，后世与你无关，就算你有那么强的责任感，也不能凭空小瞧后世的智力，认为他们写不出东西。总之，不要用理 性之外的“后世”与“不朽”来忽视现在的生活。我并不会因为你做出了一副想不朽的表情，就额外尊重你。王小波有现在的影响力，是他确实具有了罗素三要素： 爱、知识及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并不是他多么想“不朽”，也不是因为他死得早——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南方都市报专栏。它们对王小波的评论会持续一周。

王小波是行动
连岳
     套用一下大俗句式：王小波是行动，而不仅仅是知识。
     王小波说的是常识，可能很有人因此小瞧他，因为常识总不如深奥的体系来得吓人。由此顺推，许多人说他的杂文价值低于小说，甚至说他假如不写，不至于累死 的，这种鬼话也有人用在鲁迅身上。我倒认为他的杂文价值就算不高于小说，至少也等值。一个人杂文里赞赏的价值与生活方式，读者可以拿来和作者的行为对比， 一致了，你的话才有人信，可以说写杂文的人就是在给自己布电网；而写小说不必承担这种风险。
     王小波在杂文里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然后他就开始。这是王小波行动的力量，而不是他说的常识多么了不得。这就是知行合一，是逻辑上经得起推敲。常识执行起来相当艰难，不自觉当中，你就背离了常识，以热爱王小波的姿态去反对王小波。
    十来天前，有个杂志做王小波专题，采访了我，问了我一些饮食起居、十年生活的流水帐。说完后仔细一想，冷汗都出来了，五年前我犯过这种错误，现在仍然是个 蠢物。在王小波死的这天，我们应该做的是把王小波的价值说清楚，让喜欢他的人更多一些，而不是一些追名逐利的厚脸皮人物（我是指自己）出来现丑，那些还没 有喜欢王小波的人一看，冷笑一声，王小波不是自由派吗？这些号称热爱他的人，个个急不可奈，只只獐头鼠目，还自以为POSE摆得好，看来王二也不怎么样 嘛。我要求撤稿，杂志也答应了，可是后来还是私自上了稿件，这是最让我沮丧的一件事，好像喜欢王小波就是为了每年祭日跳出来毁他一道。我自认为懂王小波比 较多，可照样犯常识性式的错误——常识要做起来，是多么难的事情。
     王小波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证明了怎么想就应该怎么做，文章与智力不是用来玩两面派的，也不是说花了好骗人。王小波自己做数学题挺高兴，他就会告诉别人，数学 多么好呀，变聪明多开心呀；他读普希金读得尽兴，他就会告诉别人，诗多么好呀，能写优美的句子多么开心呀。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赞美智力与 知识。十年后，我们知道王朔也在家攻读中学物理课本，搞文字试验，勤奋上进，可他一开口说话，听众仍然觉得，是呀，读书挺傻的，当知识分子就是要被羞辱， 而不会北京方言，没生在部队大院，文字就没有希望了。这就是与王小波背道而驰的知行背离。前者希望大家都聪明，后者只愿自己独享聪明。所以在今年，死王二 打败活王朔，不是没有由头的。
     王小波现在有了许多标签，我觉得他都配得上，这些标签在别人哪里始终只是标签，写的人自己都不信，在他这儿，我们就被说服了，而且想变成自己的生活，知道 “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就不该老板哼一声就被吓出屎来；体验过王小波说服自己放弃愚蠢的念头，就不该骂不同意自己的人为“愚民”，只能怪罪自 己道理说不透；知道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就该明白他只有朋友和敌人，而没有粉丝；同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 界”，那么你就不能实践成“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失意的世界”。
    王小波不是谈资，他是陪你长大的兄长；王小波不是车头招摇的商标，而是看不见的引擎。

潇湘晨报专栏。另，恭贺曼联大胜。

公民社会不是恩赐的
连岳
    戈尔的纪录片《难以接受的真相》，在结尾部分，开列出了许多每个人力所能及的小事，指望做的人多了，全球变暖就会有所缓解，其中的一条是：关掉一盏灯，或 者给它装上节能灯泡。我于是起身关掉一盏灯。戈尔事后被踢爆他家的用电量超大，丢了一下脸，但这不妨碍他的建议可行。
    我喜欢这种以平实技术解决庞大困局的做法——事实上，这几乎是唯一可行的做法——它不需要你成为道德圣人，姑娘不能想了，低俗小说不能看了，它不是挟泰山超北海，是向真相鞠个躬而已。
    人类的行为（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在几年前还有许多疑问，到现在基本形成共识，靠的就是每个人的细微的作为。原来态度极为强硬的小布什也改 了口；共和党掌权的经济大州加利福尼亚，施瓦辛格州长一点面子也不给小布什，率先立法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几天前，美国联邦法院的一判例还赋予各州在限制温 室气体排放方面各大的权限。几年内，单个公民的选择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使美国这个人均耗能最大的国家动用各种力量解决自己制造的麻烦。
    所以不要小瞧公民力量，换言之，不要放弃自己个人的力量。有人说，别白忙了，只有在公民社会，类似的进程才可能发生；当一个地方官能调动公检法搞文字狱的 时候（蓝庆华书记，你现在在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上，过得还好吧？），环保局想保护环境，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近来因为写了一些有关厦门牺牲环境发展化 工的文章，对中国环境的相关资料看得比较多，基本上同意将环保局改名为不环保局，同时我养成了喝一杯的习惯——有时候情况太糟糕，及时行乐的心思就会产 生。
    据《凤凰周刊》4月9日的报道，中国的生态指数列世界第100位，在我们后面只有18个国家，比我们的大学排名还惨。2020年这个时间点，许多观察家与 经济学家都描绘出了无比绚烂的经济远景，而迎接我们的，可能是这个难以接受的真相，“到2020年，中国仅仅为了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 元的代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如果届时中国仍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意味着当年全部经济增长被抵消后还倒退4个百分点。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失 尚未包括在内。而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在这时候，自发的公民力量就更可贵了，比如这几十天，我仔细寻找厦门人开的BLOG，数量不算少，多数格调都像这座自恋的城市一下，有可爱的土气和精明的畏缩。在即将成为世界级化工重镇所在地的海沧，一位居民的BLOG——《海沧我的家园》—— 却有罕见的大气和勇敢持续不懈地纪录自己真实的感受——此时，他就是在事件中心的记者。纵使BLOG过几天就被关掉（因为毕竟开在新浪），这些纪录都在， 他绝不放弃自己的发言权的公民行为，才是保护我们环境的唯一力量，公民社会的到来，需要足够多的人有公民行为，没有谁会恩赐，而公民行为，一点都不难，少 开一盏灯，或者，悲惨的时候惨叫一声，表示你痛。

佛头可以著粪
连岳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得看他经不经得起折腾。我喜欢并且知道王小波的价值，所以我对那些折腾他的事情，一点也不着急。版权所有人把他的书越出越滥，差错越来越多；那些私密性质的情书也拿出来卖了钱（这是唯一一本我拒绝看的王小波作品）；而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却有一群自称为“走狗”的人趴着维护他的名声；更滑稽的是，在他死去的第十年，得到遗孀李银河赞许的活动之一是组织崇拜者到云南“重走小波路”——好一个革命圣地之旅。
    换成任何人，观众都逆反心理大作。别说凡夫，拿王小波之前影响了中国年轻人的另一王——王朔——来说吧，他在四十岁之前，仅凭匹夫之力就掀翻了庙堂之上的冷猪肉，让原本团结紧张严肃认真的观众有了嘲笑的武器。他修炼十年，以物理学家、哲学家、佛学家兼军队大院形象代言人的身分重装上阵之时，等待他的人群却异口同声地高呼：装什么呀，耍一耍流氓吧——当听众都变成王朔分身之后，本尊反而找不着北了。那就说说吸毒的事吧？这也不过就一天的点击率，王老的生产力还不如新浪社会新闻的一个小编辑，接下来，就剩和徐静蕾床上那点事了，王老接着来？
    以王朔式的欢笑处死王朔，王朔死得其所。
    以王小波的方式，却谋杀不了王小波。此王的破坏力与彼王一样大，甚至更大，但是他还有余力安置激情：那就是一个人的快乐，从性到知识，都取决于你自己，它们储藏在你身上，你只需要借那些智力之光将它们一一点燃。理科生、逻辑、数学、小说写作、罗素，这些王小波关键词像几只刚出生的小狗一样温暖可人。在智力上超越别人成为王小波追求的快乐，它有科学依据，还符合竞赛精神。从战斗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没有后座力的杀伤性武器，从生活的角度看，它容易让你过上沉稳安静不怕寂寞的日子。这种快乐与康德在哥尼斯堡的自得其乐同出一脉，无论多么土的纪念方式，多么夸张的善搞恶搞，它都是不怕的。
    佛头著粪，释迦牟尼就灭了吗？佛头可以著粪，释氏才得以不灭。
    以王小波式的欢笑延续王小波，王小波死得其所。

南方都市报专栏

潘岳为什么那么帅？
连岳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上杂志封面还是挺帅的，高官访谈之类的新闻里，警句也很多。可惜治理环境不像选秀，否则中国的环境就不会让人担心了。这一点潘局长 也知道，就算原来不知道，有个尴尬经历也教会了他：几天前潘副局长在一植物活动中讲话时，沙尘暴却不请自来，搅乱了原本庄严的阵势，只得草草收场，话只讲 了一半，可能憋得挺难受的。
    据4月3日《上海金融报》的新闻，潘岳对老百姓提出这样的期望，“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中国公众应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各类环保公共事务进行深度参与。”中国公众是多么的不争气呀，放弃了他们的权利，以致于中国的环境沦落成“全国有70%江河水系 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3亿农民喝不到干净水，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1／3的国土被酸雨覆 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 的10％左右。（据《瞭望新闻周刊》3月19日）
    我国每年的GDP增长也就10%左右，环境污染损失10%，表面看来白玩了一场，没有什么意思。问题是损失的10%是没有在报表上体现出来的，在污染的环 境里患病的人也没那么快死掉。这种统计工作当然不能由公众“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来完成，就算做了，也没人认账。这个加减法，是国家环保总局份内的工 作，所以在两年前，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公布“绿色GDP”，为地方官们上上简单的算术课，不幸的是，我们只知道2005年的环境污染比2004年严重， 而原计划近来公布的《2005年中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也胎死腹中。潘岳发了那么多誓，真的像帅哥的誓言一样，当不得真的。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化学家赵玉芬院士与田中群院士并其他103位委员联署提案反对牺牲厦门环境的PX项目，国家环保总局在与委员们的沟通中表示认可与 同情，默认了委员们的提案的合理性，并表示对厦门同类项目实施“连坐”处罚，一律不再批准。可是自两会结束以后，厦门的媒体噤若寒蝉，网络上（包括赵田两 院士供职的厦门大学校园网）一律删除相关议论，“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悉数被剥夺。这种策略，并非厦门官员的独创，应该相当成熟且 流行，潘局长不知对中国公众在此情境之下有何期许？是继续“深入参与”呢？还是像国家环保总局一样，转眼就忘掉？
    作为中国公众的一员，我只看到国家环保总局永远都在务虚，大到绿色GDP小到厦门PX都在推卸责任，一个连自己的正当职责都履行不了的副局长，给公民上起公民学来，倒是字正腔圆，真是帅呆了。

南方都市报专栏

全国政协委员算老几？
连岳
    人对事件的关心程度与距离成反比，非洲的人道灾难不容易得到普通中国人的关心，而厦门的环境破坏，知情的厦门人固然如丧考妣，可对于广州人来说，就是不值 一提的琐事——反之亦然。在正常的执政环境下，当地人对当地事务通畅且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是防止地方官员褪化成割据诸侯的最有 效办法。
    不过，无论什么时空下的官员，对权力就像女人对乳房的追求一样，总是希望越大越好，所以最有效的自下而上的“当地监督与批评”，官员们也相应地很是敏感， 最不惜力地扼杀这种制衡力量。去年重庆彭水诗案就是最好的例证，手机短信诈骗的罪犯公安机关办法不多，可是发发打油诗的秦中飞却马上被擒拿归案，牵连的四 十多人也一个没跑掉。
    搞了个现代文字狱的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最终的处理是平调至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就此作出解释，考虑到蓝庆华的工作能力，不能让他没有 工作，也应该安排工作。而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也表示，这是一次平调，均为副厅级，但比起原职县委书记的权力来说，小了很多，其中已经有了处分的意思。” 黄副市长对实际权力的解释很真实，统计局副局长想搞文字狱能耐就不够了。根据以往的旧闻，副局能做的狠事，往往是买凶拍局长——这些凶案估计重庆市的统计 局局长也是知道的。
    所以我承认它是处分，不过是相当轻微的。这说明做出处分的人根本不认为蓝庆华的文字狱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让自己辖区内的子民不得乱说乱动，本来就被一部分官员视为威严与效率的保障，不仅仅是蓝庆华一个书记的“工作能力”得依靠这颗精神原子弹的威慑力。
    抱歉让你听了这桩旧事，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当地人说当地事”的监督模式成活的可能性不大，个别人实施起来的成本也很高，选择沉默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人们 对每年的两会的期待值很高的原因，那些各地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少有些人会把当地的丑事带到两会上议论，这相当于全国民意代表的质询，对地方官员形 成“自上而下”的监督。
    比如这次全国政协会议头号重点提案：化学家赵玉芬委员牵头递交了叫停对厦门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的PX项目的提案，得到包括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沈士团委员 与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院士田中群委员等105位委员的联署。这就使厦门的环境保护（包括全国同类的问题）浮出了沉默的水面，相关责任官员在回应这个提案 的过程当中，就得到了监督，甚至可以挽回那种毁灭一座城市的错误决定。
    但是，如果只是糊弄一下这些全国政协委员的热忱，那么，“自上而上”的监督模式也可以宣布病危。这次“叫停厦门PX提案”，只有国家环保总局正面回应了一 下，他们虽然难辞其咎，可是耸耸肩说，责任在国家发改委；被点名的国家发改委，至今没有任何回应；事件的风暴中心，厦门市，据我观察从两会以来至这篇文章 写成的当下，所有当地媒体，以及当地所有网上论坛，都没有任何有关PX的新闻，赵玉芬、田中群对厦门市民来说，以前、现在及将来都是完全陌生的人名——这 要么说明厦门人全是文盲，要么就是最近蓝庆华书记来厦门玩了。
    这105位全国政协委员会得到什么伪装成民意的回复，就可想而知了。在某些地方官员的眼中，全国政协委员算老几？你们可以在北京过过嘴瘾，想让批评落到我的领地？门都没有。
    也许在明年的两会上，政协委员们的当务之急是提案建议尊重委员的质询权？